孙中山与李鸿章秘密交涉真相

来源:焦点吧新闻网 作者:焦点吧 2015年06月10日 【字体:
孙中山和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孙为革命先行者,李为晚清元辅重臣。据一些孙、李传记和有关论著,庚子年孙、李之间就“两广独立”有过秘密交涉,联手密谋“两广独立”,然关于此事之相关记述都有可商榷之处。

冯自由的记述及漏洞

被称为国民党党史“革命通”的冯自由,14岁即参加兴中会,其《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都是研究孙中山(尤其是早期的孙中山)的必读的文献。《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对1900年孙中山策动李鸿章实行“广东独立”一事的记载大略如下:

庚子某月,在日本的孙中山得到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函,来信称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想与孙中山合作谋广东独立。孙中山本不相信李鸿章有如此魄力,但其时正准备惠州起义,认为不妨一试,就偕同杨衢云、宫崎寅藏等人从日赴港。抵港后,广东已派兵轮来接,香港的兴中会员提醒孙中山防止诱捕,孙本人就没有上岸,仅派宫崎等人赴广州。刘学询对宫崎说,要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才能明确表示,双方密议后回港,孙中山乃赴南洋。此前,香港议政员何启向兴中会员陈少白建议革命党与李鸿章联合救国,方法是先由革命党致函港督卜力,请其劝李独立,李同意后就电邀孙中山回国组织新政府。孙中山等联名上书卜力,卜力也再三同李接洽,李曾有考虑的表示。但孙中山从南洋抵港后,知道李鸿章因北京陷落,清帝母子无恙,决意北上。港督一度想强力阻止李鸿章北上,迫他同兴中会合作。但孙中山认为,李鸿章年近八十,如果他决意北上,逼他也没有用。至此,合作计划无从实施,孙中山就全力以赴准备惠州起义。

按照冯自由的说法,在策动“广东独立”的事件中,李鸿章通过刘学询主动向孙中山谋求“合作”,在孙中山未离开日本时,香港的兴中会员已经通过何启取得港督卜力对“孙李合作”的支持,而孙中山尽管对李信任不足,但仍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与李鸿章秘密洽商。“四大寇”之一、孙中山兴中会时期的主要助手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对此事的记载大体相近,只是较为简略,并且没有正面提及李鸿章的主动态度。

此后很长时间,孙中山、李鸿章的传记,写到这一段历史时基本采纳冯自由的说法。

然而,随着有关李鸿章、孙中山新资料的披露、出版,一些学者指出,冯自由的记述可说是漏洞百出。例如,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当时孙中山的行踪受到日本官方的严密监视),1900年6月初孙中山已经决定赴香港(6月8日启程,6月17日抵达香港海面),如果冯自由的说法属实,此前就应该收到刘学询的信。孙、刘不可能通过电报联络,以当日寄信的条件,刘学询的信应该是在5月上中旬写的。但是,此时李鸿章是否会产生“独立”的想法?在5月,义和团还没有大举进入北京,李鸿章不可能预知一两个月后局势的发展。近年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保留了很多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来往函电,有一件5月31日盛宣怀向李鸿章报告副将杨福同被杀、芦保铁路被毁的电报,从李鸿章的复电看,他对北方局势的混乱感到非常意外。此后近10天,李鸿章通过各种途径打探北京的消息,但无法同京津正常联系,他一再向清廷电奏,也得不到答复。李鸿章是很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僚,岂会在对局势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提出等于谋反大逆的“两广独立”?而且,孙中山日后虽是世人共仰的革命领袖,但当时只是一个被官府通缉的“叛贼”,李鸿章又怎会异想天开、纡尊降贵主动要同孙中山“合作”。再者,根据英国和香港的档案,当年5、6月间,港督卜力因休假不在香港,自然也不可能有接受兴中会来函、促成孙李“合作”之事。

当事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的忆述

此事真相如何?孙中山本人没有说过,但随同孙中山从日本赴港的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后来都写了6月17日、18日代表孙中山赴广州与刘学询会谈的情形。

据宫崎寅藏在两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所记,他与孙中山一道离日南行时,根本没有谈过与李鸿章“合作”的事。6月17日晚,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海面后,宫崎代表孙中山到广州与刘学询商谈,但作为商谈的主角,他在《三十三年之梦》只写了商谈的情景,却没有写商谈的内容,并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甚觉遗憾。”为什么“不能明言”?如果是去同刘学询谈与李鸿章“合作”以实现“两广独立”,那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宫崎的欲言又止,不禁使人疑窦丛生。

代表孙中山到广州见刘学询的除宫崎外,还有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在内田几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国革命》中,关于此行有详细记述。内田说,义和团起事时,李鸿章担心孙中山与康有为联合作乱,所以预先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以阻止孙、康一致行动。为此,让清廷驻日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孙中山与包括日本友人在内的同志商议,决定向李要求支付孙中山回国的费用10万两,以此用作武装起义的经费,对李则表示可以考虑其建议。内田评论说,这个计划,“也就是靠敌吃粮的意思”。内田的回忆录说,6月17日晚,他们三人代表孙中山乘坐李鸿章派到香港海面的军舰到广州登岸,到了刘学询宅第。宫崎简要地向刘学询提出两点:一、赦免孙中山的罪名,并保证其人身安全;二、给予贷款10万两。刘即应允第二点,并表示次日可在香港交付一半,又派人向李鸿章报告,不久,带回李鸿章的回音:关于孙中山的安全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太后特赦孙中山。

内田的回忆录几十年后才出版,细节不一定准确,但他是与刘学询会谈的当事人之一,其回忆应有价值。而宫崎关于“不能明言”的说法,使人更觉内田的记述可信。按照内田之说,李鸿章对孙中山是实施怀柔手段,而孙中山则是想将计就计从李鸿章那里骗取一笔军费。


分析一下李鸿章当日处境,可以认为内田的说法大体可信。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外国“宣战”以前,李鸿章面对的形势,不是要迫使他脱离清朝“独立”,而是要维护清皇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清末两广有“盗甲天下”之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广的“会匪”、“盗贼”出现了新动向:他们同康有为的保皇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都有了联系。兴中会从创立之初就注意联络会党、绿林;康梁一派,在保皇会成立后也曾不遗余力地联络豪杰、筹饷购械,以求武力“勤王”。无论兴中会还是保皇会,都把广东作为军事计划的重点,1900年3月,梁启超曾写信给康有为就如何攻取广州提出上、中、下三策,而孙中山也一直筹划在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两派在当时尚未尖锐对立,曾有“合作”的接触与商洽。李鸿章不断接获康有为“勾串内匪作乱”的情报,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如果会党绿林、兴中会、保皇会三者联合,必然会造成燎原之势。李鸿章要在危机四伏之中维持广东的秩序难度很大。现在看到他在1900年6月以前的函电,很多是关于防范“康党”、布置剿匪的内容。他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本来就是“剿”、“抚”兼用的老手,为了稳定局势,就想到实行“招抚”的办法。在孙、康两派中,如何实行“剿”、“抚”?康派当时实力强于孙派,但慈禧对康、梁仇怨极深,要招抚康派,李鸿章做不了主;且康、梁既然已经把宝押在光绪身上,也不会轻易就范。孙派当日宣传不多,兴中会声势远不如保皇会,李鸿章无从知道孙中山坚定的反清立场,很大程度上把他视为普通的造反者或“盗匪”,所以,就希望“招抚”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早在1899年,就通过孙中山的同乡刘学询拉拢孙中山。《李鸿章全集》中留下了李、刘商讨此事的若干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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