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一次高潮:明代西洋传教士来华

来源:焦点吧新闻网 作者:焦点吧 2015年06月04日 【字体:
西学东渐一次高潮:明代西洋传教士来华

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来华及西学东渐,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基督教各派在唐、元时代曾先后传播于中国,但元朝灭亡后一度沉寂。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东西新航路畅通无阻,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便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形成西学东渐的一次高潮。当时,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的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虽然当时天主教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明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要进入中国,需要克服重重障碍。

沙勿略:历尽艰辛,未能如愿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之一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年)。1540年,沙勿略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奉教廷之命前往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1541年,他从里斯本出发来到印度,随后到达日本。在那里,他的传教活动获得了极大成功。他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于是决心尽早访问中国。

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外,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沙勿略打算返回印度,组织一个赴中国使团———只要能获准进入中国,参见皇帝,就可以在中国传教了。在商人朋友的帮助下,他很快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使团。1552年4月,他离开印度果阿。但事情远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抵达马六甲时,使团被扣留下来,沙勿略的计划失败了。

失败反而更坚定了沙勿略进入中国的决心,他把距离中国海岸很近的上川岛作为基地,开始探索新的入境方法。岛上的商人们告诉他,通往内地的每条道路都被警卫封锁和防守着,外国人要登陆是不可能的。沙勿略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偷渡。后来,他说服一个商人偷偷送自己在中国海岸登陆。商人计划让沙勿略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偷渡,还答应在登陆后让他藏在自己家里。但是,因为商人的反悔,沙勿略的计划再次破产。1552年12月,沙勿略不幸染上疟疾,由于缺乏医药,不久便去世了,年仅46岁。他后来被安葬在印度,1662年被教会列为圣徒,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

沙勿略未能进入中国传教,但他的努力激励着他的同道,直至撞开中国的大门。在葡萄牙人抢占澳门之后,耶稣会士开始以此为据点,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

罗明坚:疏通官府,首次入华

158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年)得到两广总督陈瑞的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居住,正式开始传教。

罗明坚于1579年7月就到达了澳门,在进入中国内地之前的3年里,他一直在学习中国语言。为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罗明坚决定跟随葡萄牙商人一起,疏通中国的一些官员,以获得居留的权利。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擅自选举首席法官,并在当地实施葡萄牙法律。1582年新任两广总督陈瑞奉命前往查办此事。澳门葡方派出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司法官本涅拉和罗明坚为代表去与总督周旋。他们对陈瑞大加吹捧,又把随身带去的一批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1000金币的厚礼送给陈瑞。陈瑞不再谴责澳门葡方的违法行径,并允许他们在澳门继续居留。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罗明坚又给陈瑞送去钟表和几只三角形的玻璃镜。这对中国人来说可是新鲜玩意儿,陈瑞随即分派给罗明坚他们一座宽敞的住所———天宁寺,还经常送去食物和用品。传教士们在遭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和打击后,终于开始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根据地。

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天主教的人来自最底层。罗明坚找到一个得了不治之症、被家人抛弃在路边的人,告诉他说,治疗肉体疾病已无希望,但仍有办法照顾他的灵魂,引他得到解脱和极乐。这个病人很乐于接受这种教义。于是,罗明坚把他带回家,叫中国仆人替他搭了一间干净的小茅屋,一边照看他,一边把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教给他,他成为中国内陆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人。尽管几天之后,这个人便死了,但传教士们认为这是他们伟大事业的良好开端。

罗明坚还在澳门的时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被耶稣会派到澳门,跟罗明坚学习中文,协助他共同打开中国的传教局面。

利玛窦:儒服汉语,学术传教

利玛窦(Matteo Ricci1522—1610年)于1577年(明万历五年)报名参加耶稣会前往印度的传教团。他有着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在葡萄牙候船期间,又进入耶稣会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中心进行了短暂学习。1582年(明万历十年)4月,利玛窦从印度果阿出发,四个月后到达澳门。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广东肇庆,并很快与肇庆知府王泮搞好了关系,被批准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教堂建成后,总督和知府先后张贴告示,禁止任何人在此扰乱。肇庆府的其他官员也争相与两位神父交往。但当地士绅百姓与他们存在隔阂,称他们为“番僧”,不时发生矛盾冲突,有人甚至往他们的房屋上扔石头。

为缓解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利玛窦等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出重金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他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将天主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摘取有关“天”和“帝”的条目,比作西方天主教义中的天主。

为吸引中国人目光,利玛窦还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为迎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利玛窦的住宅门庭若市。他利用在国内所学的知识,致力于制造天球仪、地球仪,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此后,利玛窦又在南昌、南京传教游历十多年,他的汉语越来越纯熟,中国的民俗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了他,他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但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仍然只是一个西洋杂货郎。利玛窦听从了中国朋友的忠告,换上儒装,一边学习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一边接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如徐光启等人。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先进的科技产品敲开了贵族、官员们的大门。


利玛窦更关心的是教会在整个中国的发展。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再次向北京进发,终于在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

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非常感兴趣,特地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万历皇帝第一次看见那座高大的自鸣钟时,钟还没有调好,于是他命令立刻召见神父们。其实,他不仅对传教士们进贡的礼物有兴趣,也想看看这些送礼的外国人。但最后他并没有亲自接见传教士们,而是派了两个画师去给利玛窦画了像。传教士们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政府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由于在首都定居的影响,传教团的地位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变得十分稳定,天主教的信仰在各地滋长起来,中国成为利玛窦神父主持下的独立传教区。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3月,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为他在阜城门外拨了一块墓地。

利玛窦的译著有《坤舆万国全图》、《天学实义》和《几何原本》等。那时候,没有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影响比得上利玛窦,他被尊称为“利西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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